中国甚至世界卫生史上都是罕见的，它反映了这个社会在那个时间段里无法避免的混乱状况。唐山大地震十年后，钱钢写了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这事从1995年到2005年也十年了，我们还不敢把所有资料公开，因为当年的很多官员还在位。
　　我最痛心的是，中国社会，就医生来讲，看到这样的灾难都不愿意去管，大部分医生都是这样，宁愿看到他们死亡。专家都在北京，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也跟人吵起来，人家就说我不愿意管这些事。这才是最根本的。
　　经济观察报：在《五年调查报告》里，你写道，"没有人将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也没有人需要为这场灾难负责。灾难的发生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我们的人民必须吞下自己为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这段话的深意是什么？
　　张可：《五年调查报告》的目的是想提供一个解决方法，让大家不要在历史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因为作为医生，我们先看重的是生命，先救人再说，不要吵到人都死完了。是这样一个总体意思。
　　经济观察报：我要是这些感染者，我肯定想不通。
　　张可：凡是输血感染的病人，到我这里来，第一件事是哭，哭上半小时一小时，为什么，就是想不通。昨天来的一小孩说是新生儿黄胆，也给输血；四川一个女的生完孩子后没事，医院说这里有血给你输点儿。他们觉得愤愤不平，简直亏死了。
　　当年医生输血也是有回扣的。为什么我这么恨药品回扣，因为人命都不安全了，他给你瞎用，当年输血问题也是这样，百分之九十都是不需要输血的。
　　输血感染的人跟卖血感染的绝对一样多，为什么卖血感染的看着多呢，因为他们都集中在村里面，而输血的都是散的，找不着，多得很。
　　经济观察报：你每天面对这些，还有那么多外界压力，怎么能承受这一切？
　　张可：这么多年，如果天天看到天天哭，就想到别人那么痛苦，那你很难继续做事，但你换个角度看，就觉得我还是挺幸福的。我这人很实际，很实际的人就很乐观，不会去追求一些虚的东西。
　　在河南做事的，为了功利，为了社会名气，为了国外机构的认可、捐款，甚至骗钱的都有，这些事情我都知道。话说回来，虽然有功利心在，但他们也是在做事情，他用十块钱做了一块钱的事情，就行了。
　　我的目标就是当一个纯粹的医生，一个好的医生。我也不想当领导，也不想挣钱。只要病人认可我就够了，我都是尽全力帮他们。
　　医生不会因为这个人是罪犯、这个人道德有问题而区别对待，也不会因为这个病多危险就躲闪。非典的时候，我可能是中国医生在病房待得最长的，待了108天，从佑安医院收第一例非典病人到送走最后一个。当你面对这种危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选择。
　　经济观察报：这七年肯定影响了你对医生这一职业的认识？
　　张可：影响非常大。艾滋病出来后，很多问题改变了一个临床大夫的很多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一般的临床大夫每天看完病就回家，这个社会什么事跟我没关系，国外的医生也是这样，特别专业化。
　　但是艾滋病牵扯到大量跟疾病相关的事，比如慈善事业，艾滋病孤儿，还有扶贫。有时候我也在控制自己，不要离主线太远，我的任务还是救人。
　　现在就把它看成自己的事，不能有太多怨言，怎么就你一个人跑，别人怎么就不去。这完全属于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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