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我的主要工作是医疗服务"。但是"做多了，发现不是疾病的问题，是贫穷的问题"。他经常在家看农业频道，看到有什么致富信息，回头就给感染者们讲。
　　从2005年到2006年，张可对河南、安徽两地的农民感染者的基本生活状况作了一次调查。
　　这次调查中，每名受调查者可获得十块钱。张可记得，有一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了很远的路，就为了拿到十块钱后，可以给父母双亡的孙女包上一顿饺子。
　　调查报告显示，感染者中只有0.09%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了50.23%，有57%的受调查者半年才能吃上一次肉。
　　感染者的人群构成中，有50%都是文盲。"这样一个大的群体，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卖血得的病，这怪谁呀，只能怪自己嘛，他们的自责心理非常强"。
　　对国家提供的艾滋病关怀政策，90%以上的感染者表示满意。张可说，"满意度是说对中央政策的满意度，不是对基层落实政策的满意度，这是两码事"。
　　感染者对基层满意度非常低，"国家给的钱怎么就到不了农民手上，上蔡一个县委书记就贪了1000多万呐"。
　　张可说："这个报告是为了认识到感染者出现的贫穷状况，而且也反映他们对政府的看法，可以作为政策依据。"
　　带一支医疗队下去
　　2003年国家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之后，河南农村艾滋病人大面积死亡的状况已得到基本控制。
　　张可也基本上用不着带上扛着药袋的志愿者前去看病。
　　但张可说，仍没有几个医生愿意到农村去。
　　而2006年的死亡率又开始攀升。新的问题是，一旦国家提供的抗病毒治疗出现耐药，不管用了，就无药可换。地方医生的主动性也让人忧心："政府让发药，就发呗，吃完了拉倒，有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
　　十几天前，张可去随平县医院看了十几个病人，"医生没搞清楚病人出了什么问题，病人全躺在床上，我要不去，全都要死掉"。
　　张可说，在这些医院，"治疗基本上是错的，没有人会，会的人又不愿意干，因为干艾滋病没钱"。
　　从2001年开始，张可自己办了个乡村医生培训班，学员回去后都起到了骨干的作用。
　　国家举办培训班后，他停止了这项工作，但仍时常邀请一些地方医生到北京参加研讨会，"主要是讨论存在的问题，把上面的官员请来，做些沟通，反映些问题，因为下面的信息上不来"。
　　最近张可计划办个网站，希望能找到一批愿意去为农村感染者服务的医生，"80-90年代，中国曾派出多支医疗小组到非洲去为那里的人民服务，今天到我们自己的人民在遭受艾滋病折磨时，却没有人愿意去援助他们"。
　　张可说，"我的目标是今后能影响一批医生，最好能够带领出一支医疗队"。
　　经济观察报：这些年在河南，有没有受不了的时候？
　　张可：对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见到那么多人在受苦受难，在死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开封，那天晚上去看病人，三个小孩站在床前，母亲快要死了。旁边的陈医生让我帮他看看病人还有没有救，我一看，已经不可能救活了。我连看都没有看，就把身上的钱拿出来给小孩，就走了，受不了，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走到郑州的时候，发现身上只有五十块钱，后来站到保定，混回北京来的。
　　这种情况在下面特别多，目睹的人需要极大的承受能力。
　　经济观察报：到目前为止，死亡率最高的是哪个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可：死亡率最高的可能是上蔡的后扬村，原来有1000多病人，现在可能只剩500多。2006年的死亡率又开始攀升，我感到无能为力，很困惑。有时候抗病毒治疗耐药了，不管用了，没药可换。发的那些药，不好就吃坏了。
　　现在的药物就靠政府提供了，要是政府提供的没有好的方案的话，那就会非常费力。
　　在河南，我首先感到的是，传染病不能搞成这样，不能搞得到处都死人。回到北京一看，医疗条件挺好，那儿怎么还那么糟糕，那种心情很沉重。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怎么看待河南艾滋疫情整个事件？
　　张可：这个事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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