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我的目标是影响一批医生
12月12日,张可刚刚从河南回来。北京西南二环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办公室里,这位身穿白大褂、39岁的医生笑容爽朗,但说到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的境况时,便停顿,然后转折,"多说就会让人流泪的"。
22日傍晚,给张可打电话时,他正从河南的一个县赶往另一个县,手机那头不断传来吵闹的车鸣声,他大喊"什么,我听不见"。每年现在这个时候,除了看病外,张可还要带一些衣物和捐款去送给那些在寒屋中的艾滋孤儿。
1999年以前,张可一直在感染科专门治疗肝炎,因不愿多开药、不肯拿回扣而常挨批。这时他接触了从河南来的艾滋病感染者,从此一有空就往河南跑,走村串户替人看病。
挨批、写检查、差点被医院开除,甚至不明的威胁,都没能阻挡住他前往河南的脚步。
2004年,根据五年来对河南艾滋病患者的大量调查,张可写成了《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因有偿献血造成的HIV感染总人数应该在30万人左右",这比同年卫生部对河南拉网式普查得出的2.5万感染者人数的10倍还要多。
2006年10月,经过近一年时间、对1700名感染者的入户调查,张可又完成了一份《农村、农民、艾滋病-2004-2006河南、安徽农村艾滋病调查》。
七年下来,张可跑河南不下七八十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有约两万。
在与艾滋病的这场斗争中,他不知道有没有胜利的那一天。病人一直在不断死去,他时常感到无能为力。但他从未认输过,在艾滋和死亡面前,他以他平凡而务实的行动,保卫着生命的价值。
还没有医生能做到这一点
张可对自己所付出的辛苦劳累总是一句带过。
问他病人多的时候有多忙有多累,他说自己体力挺好的。对于会不会经常碰到麻烦,他答曰,"只要脸皮厚就够了"。
从1999年起,艾滋病感染者、爱之方舟负责人孟林就认识了张可。近几年,他们经常一起去河南开展工作。孟林说,他们每次出发前,都会打开地图,设计好路线,以节省时间。
有一条路线是这样的:信阳-驻马店-上蔡,再往北,至商丘,经南阳,再到山东。"十天半月下来,累极了,有两个社会学博士跟着我们跑过一趟,受不了"。
2005年夏天,孟林和张可一起去信阳。那儿是丘陵地区,很多村子只能徒步。每天早七点开始,一直到天黑,每个村的感染者都来了,张可整日汗流浃背地坐在感染者中间。接着又去了南阳,"那儿的艾滋病很严重,还没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回到县招待所,有三个病人不敢暴露自己的病情,就追到招待所,张大夫又继续给他们看病"。
在孟林眼里,张可的工作"简直不是人干的活,用手摸溃疡,检查皮肤的变化",而且"没有谁手上的病人像他这么多"。
"张可是很了不起的人",孟林说,"他是主动去找病人,去给他们治病,还没有医生能做到这一点。这么多年,一跑十天半个月,河南的感染者一说张大夫,都特别信任、感激"。孟林现在也把自己的治疗交到了张可手里。
"张可从来没有专家的架子,他给感染者讲课用的是很通俗的语言,一点一点地让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懂,我就从自己这十多年的治疗经历讲药物的重要性。"
"我们也问他,你图什么呀,他说我吃传染病这碗饭的,不干这我干什么呀。对他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孟林说。
医生怎么能这样当呢
到北京17年,张可仍是一口抑扬顿挫的川音。
张可是四川阆中市广元县人,他小时候,那儿没有公路,也没有电,十二岁才第一次见到汽车。
大学接受的医学教育让他深感幸运,老师都是过去教会医学院的。"他们的医学教育承接了宗教的东西"。
但当他1989年毕业,到医院不久,张可就发现,"医生怎么能这样当呢,有用没用开一大堆药"。
他说,"病人来了后,有时我觉得你这情况只需要观察,病人不相信,就去找主任,领导过来把我骂一顿,病人开了几千块钱药,他觉得高兴了"。
那几年,"你要好好干,跟他们理念又很冲突。为了经济利益过度治疗病人,在医学界非常严重,市场化之后越来越严重,97年我干脆请病假,待了两年没干活。"
1999年,张可重新回到肝炎门诊上班,这时医院换了领导。新领导说,"要不你去艾滋病房吧"。
艾滋病房就是医院太平间后的两间小房,"谁都不愿去,说白了,就是没有收入",只有徐莲芝和李洁两位大夫。张可说,"那我就去看艾滋病吧"。那是1999年7月。
我们是来找你看艾滋病的
刚到艾滋病房时,病房是空的,一个月看不了一个病人。张可想,艾滋病这玩意儿还不如肝炎呢,至少得休息五年以后才有事干。
1999年8月一天早上,张可被几位农民拦住了。他们一共六人,领队的叫任春生。
这六人是河南新蔡县东湖村人,因九十年代中期卖血而感染艾滋。让张可吃惊的不止于此。任春生说,他们那儿像他们一样卖血的、得病的人多得很。
张可觉得有必要去河南跑一趟。
这年9月的一个周末,他辗转到了新蔡县东湖村,一去就被太多的病人包围,他们身上都有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热、腹泻、消瘦、淋巴结肿大等各种症状。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名3岁女孩呆滞的目光,她已经发热3个月,她的母亲躺在屋子里,一只眼睛已经失明。
那天他不停歇地看了300多病人,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
回京后,他向医院作了汇报,院领导不置可否。与此同时,张可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警告他不要再去河南。而从河南发出的告状信也到达了卫生部。
张可找到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曾毅介绍了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王淑平。王淑平原来是河南周口地区防疫站的技术员,1994年在卖血员中发现了第一例HIV感染者,不久遭单位开除。
张可与王淑平聊了两次,"聊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解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才知道居然有这么严重"。
如今王淑平已远走美国,张可说,"她的贡献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她的这一偶然发现,河南的卖血可能要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那可不得了"。
不是疾病的问题,是贫穷的问题
张可一直提醒自己,"我是
22日傍晚,给张可打电话时,他正从河南的一个县赶往另一个县,手机那头不断传来吵闹的车鸣声,他大喊"什么,我听不见"。每年现在这个时候,除了看病外,张可还要带一些衣物和捐款去送给那些在寒屋中的艾滋孤儿。
1999年以前,张可一直在感染科专门治疗肝炎,因不愿多开药、不肯拿回扣而常挨批。这时他接触了从河南来的艾滋病感染者,从此一有空就往河南跑,走村串户替人看病。
挨批、写检查、差点被医院开除,甚至不明的威胁,都没能阻挡住他前往河南的脚步。
2004年,根据五年来对河南艾滋病患者的大量调查,张可写成了《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因有偿献血造成的HIV感染总人数应该在30万人左右",这比同年卫生部对河南拉网式普查得出的2.5万感染者人数的10倍还要多。
2006年10月,经过近一年时间、对1700名感染者的入户调查,张可又完成了一份《农村、农民、艾滋病-2004-2006河南、安徽农村艾滋病调查》。
七年下来,张可跑河南不下七八十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有约两万。
在与艾滋病的这场斗争中,他不知道有没有胜利的那一天。病人一直在不断死去,他时常感到无能为力。但他从未认输过,在艾滋和死亡面前,他以他平凡而务实的行动,保卫着生命的价值。
还没有医生能做到这一点
张可对自己所付出的辛苦劳累总是一句带过。
问他病人多的时候有多忙有多累,他说自己体力挺好的。对于会不会经常碰到麻烦,他答曰,"只要脸皮厚就够了"。
从1999年起,艾滋病感染者、爱之方舟负责人孟林就认识了张可。近几年,他们经常一起去河南开展工作。孟林说,他们每次出发前,都会打开地图,设计好路线,以节省时间。
有一条路线是这样的:信阳-驻马店-上蔡,再往北,至商丘,经南阳,再到山东。"十天半月下来,累极了,有两个社会学博士跟着我们跑过一趟,受不了"。
2005年夏天,孟林和张可一起去信阳。那儿是丘陵地区,很多村子只能徒步。每天早七点开始,一直到天黑,每个村的感染者都来了,张可整日汗流浃背地坐在感染者中间。接着又去了南阳,"那儿的艾滋病很严重,还没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回到县招待所,有三个病人不敢暴露自己的病情,就追到招待所,张大夫又继续给他们看病"。
在孟林眼里,张可的工作"简直不是人干的活,用手摸溃疡,检查皮肤的变化",而且"没有谁手上的病人像他这么多"。
"张可是很了不起的人",孟林说,"他是主动去找病人,去给他们治病,还没有医生能做到这一点。这么多年,一跑十天半个月,河南的感染者一说张大夫,都特别信任、感激"。孟林现在也把自己的治疗交到了张可手里。
"张可从来没有专家的架子,他给感染者讲课用的是很通俗的语言,一点一点地让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懂,我就从自己这十多年的治疗经历讲药物的重要性。"
"我们也问他,你图什么呀,他说我吃传染病这碗饭的,不干这我干什么呀。对他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孟林说。
医生怎么能这样当呢
到北京17年,张可仍是一口抑扬顿挫的川音。
张可是四川阆中市广元县人,他小时候,那儿没有公路,也没有电,十二岁才第一次见到汽车。
大学接受的医学教育让他深感幸运,老师都是过去教会医学院的。"他们的医学教育承接了宗教的东西"。
但当他1989年毕业,到医院不久,张可就发现,"医生怎么能这样当呢,有用没用开一大堆药"。
他说,"病人来了后,有时我觉得你这情况只需要观察,病人不相信,就去找主任,领导过来把我骂一顿,病人开了几千块钱药,他觉得高兴了"。
那几年,"你要好好干,跟他们理念又很冲突。为了经济利益过度治疗病人,在医学界非常严重,市场化之后越来越严重,97年我干脆请病假,待了两年没干活。"
1999年,张可重新回到肝炎门诊上班,这时医院换了领导。新领导说,"要不你去艾滋病房吧"。
艾滋病房就是医院太平间后的两间小房,"谁都不愿去,说白了,就是没有收入",只有徐莲芝和李洁两位大夫。张可说,"那我就去看艾滋病吧"。那是1999年7月。
我们是来找你看艾滋病的
刚到艾滋病房时,病房是空的,一个月看不了一个病人。张可想,艾滋病这玩意儿还不如肝炎呢,至少得休息五年以后才有事干。
1999年8月一天早上,张可被几位农民拦住了。他们一共六人,领队的叫任春生。
这六人是河南新蔡县东湖村人,因九十年代中期卖血而感染艾滋。让张可吃惊的不止于此。任春生说,他们那儿像他们一样卖血的、得病的人多得很。
张可觉得有必要去河南跑一趟。
这年9月的一个周末,他辗转到了新蔡县东湖村,一去就被太多的病人包围,他们身上都有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热、腹泻、消瘦、淋巴结肿大等各种症状。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名3岁女孩呆滞的目光,她已经发热3个月,她的母亲躺在屋子里,一只眼睛已经失明。
那天他不停歇地看了300多病人,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
回京后,他向医院作了汇报,院领导不置可否。与此同时,张可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警告他不要再去河南。而从河南发出的告状信也到达了卫生部。
张可找到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曾毅介绍了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王淑平。王淑平原来是河南周口地区防疫站的技术员,1994年在卖血员中发现了第一例HIV感染者,不久遭单位开除。
张可与王淑平聊了两次,"聊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解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才知道居然有这么严重"。
如今王淑平已远走美国,张可说,"她的贡献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她的这一偶然发现,河南的卖血可能要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那可不得了"。
不是疾病的问题,是贫穷的问题
张可一直提醒自己,"我是
来源:□ 刘溜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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