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她的非官方身份给了她说真话的勇气，或许是房地产行业所受到的社会关注而成就了她今天的名声，人们称王炼利为"民间学者"。
　　但是她却称，"我更喜欢的是'学着'，进行时态的，我会用毕生的精力不断地'学着'。"
　　开发商与政府的利益纠缠
　　王炼利第一次写房地产方面的文章是1998年。那年，她写的文章被呈送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正是这一篇文章使她受到当时上海有关部门的"训话"，也使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政府利益和房地产商利益的紧密联系。
　　"我被叫到市房地产部门，一个领导对我说：'说话是要负责任的，暴利的结论是不能随便下的，房地产商已经很苦了。'听了这些话，我就觉得，政府怎么能站在房地产商的立场说话呢。这是我的直觉。"
　　"1998年某日，上海市建委主任约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内作了谈话。他告诉我，上级领导、上海市委对我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他坦诚对我说，关于征地费用，我所反映的1994年时浦东每亩土地征价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所听到的都是每亩土地征地价是50万元，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费用也与他听汇报的7至8万相差太远，他决定派人下去实地调查，通过直接与农民接触，了解农民的真正所得，并从查看最原始的账本入手，看征地费用到底应该是多少。他还说，市领导希望我提供的数据是正确的，果真如此，上海的有关房地产政策将要有所改变。"
　　"当时我很欣慰。"王炼利说。
　　到了2002年，房价又开始大涨了。王炼利感觉到，房地产业的问题已经不是房地产业一个部门的问题了，她决定从国民经济核算层面来分析中国的房地产问题。
　　"当我从上海图书馆看到厚厚的《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时，我瞬间热血上涌--我知道这里面有我需要的上海市民住房详细资料，这本是我从事研究的基础数据，但我已经不敢奢望能得到它，现在，就这样'偶然'发现了"。之后，王炼利写了一系列在业内有影响力的文章：《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市场》、《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上海房产市场和房地产业》、《努力少纳税的房地产商和不努力收税的政府》、《住房改革：是大多数人受益，还是大多数人受损》、《中国学者官员在房地产问题上的逻辑错误》……这些文章都直陈中国房地产改革中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有些人士心知肚明，却常常"无人敢言"。
　　王炼利想用数字来证明：地产商在获得土地时的层层利益、政府在批土地时所涉及的猫腻、以及中低收入的老百姓是如何在房产改革中被盘剥的。王炼利说："我希望大家分享我的思考成果，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人们。由于种种客观因素，底层社会的人们不可能像我这样从事研究并取得令人关注的成果，他们虽然感觉到自己'吃亏'了，但由于不能很顺畅表达自己想要说的，有时只能用谩骂来表达这种情绪。而我的文章能告诉大家，'吃亏'在哪里，我们该怎么做才是既理性又能达到目的的，我的文章是在为人民监督政府、为政府提供方法。"
　　"幸好有书"
　　上世纪70年代初，王炼利就通读了《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而她对政治和时事的敏感也从那时候就开始累积。但是崎岖的身世、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她一直都无从发挥。
　　一个夜晚，当她一个人面对如水的月光，看着镜中的自己，那是一张如此美丽的面孔，但是社会却给她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她哭了，不仅是因为她的遭遇，更因为她是如此的寂寞，她的才华、心声、抱负，无人倾听、无人理解。
　　"如果说自杀的话，当时都可以死100次了。幸好有书，在读书中，我得到了升华。我一直认为我不会就这样过一辈子。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自己价值的回归。"
　　1988年，当了20年工人的王炼利走上工程预算技术员的岗位。而她仅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工程预算这门专业技术工作。年底的时候，当初接收她的基建科长给她敬酒，还说："王炼利，我可是从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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