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的禁烟标志是否只是摆设？记者 刘向摄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顾问、著名的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教授归国后，他对中国目前的控烟现状与政府承诺的办"无烟奥运"、"绿色奥运"的差距深感忧虑，义务从事控烟活动，至今已近16年。
　　中国亟待加税立法敦促控烟
　　《市场报》：您曾提出要通过提高烟草税的方式来控烟，从而限制烟草业的发展，但很多人第一反应便可能是关注家乡的卷烟厂工人的就业情况，认为控烟会导致他们失业，或是认为这影响了政府的财政税收和社会稳定，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臧英年教授：我认为这是中国控烟进程中最大的一个误区。
　　很多人认为烟草税可以"救国"，解决就业。提到限制烟草业的发展，便会认为既影响了税收，又造成了就业难题，其实，中国的烟民基数大，一个人和一个社会摆脱习俗，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在短期内，烟民的基数不会改变太大，所以，对税收和就业基本没有影响。戒烟烟民不再买烟，却会把原来抽烟的钱用于其他消费，仍有助于国家税收。
　　其次，烟草税增加之后，每盒烟的价格就会提升，政府的税收、企业的收入、烟草种植农户的收入都不会受到影响。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烟民，以前每天抽两盒烟的人，可能会减为一盒，甚至不抽。如果能让一半的人不抽，日积月累，中国烟民的数量便逐渐能够得到控制。否则，不加控制的话只能越来越多，从长远来看，控制与不控制烟草业的发展对未来烟民数量有决定性的影响。
　　再有，表面来看，烟草业的发展为中国贡献了税收，但烟税的暂时收入，远不及烟害长远和积累的损失。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接近100万，这对社会和家庭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有些科学家等也都死于吸烟导致的疾病，这更是国家的损失。　
　　《市场报》：您觉得中国在控烟进程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臧英年教授：我从事了近16年的义务控烟工作，我观察和体会到在中国推动控烟，要收得成效，必须先由政府推动倡导，再由全民响应跟进。只有上下协调、共同联手才能有效的推进控烟工程。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以行政的手段建立起法律规章，从而创造控烟环境和约束吸烟行为，以减少烟害。控烟立法和行政规定要包括公共场所的严禁吸烟，提高烟草税收，严禁香烟广告和扩大有效戒烟服务等等。二是以控烟法律规章为引导，使全民增加知识和改变观念，压缩吸烟者吸烟空间，促使其产生戒烟动机，采取戒烟行动。另一方面保护非烟民免受二手烟的侵害。
　　因此，中国政府首要的就是在重视戒烟工作的基础上，早日推动控烟立法，只有有法可依，才能使得控烟工程顺利进行。而中国现在只有一些零星的条例涉及控烟领域，并没有一部全面法存在，这就造成了中国推动控烟工作的致命伤。
　　去年10月，北京的出租车行业控烟活动正式启动，出租车司机遵守是一方面，乘客遵守才是关键。我在乘坐出租车时经常询问司机们活动启动后的控烟情况，不少司机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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