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的困境只不过是投资和消费内部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过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来治理通胀有本末倒置之嫌。
　　在实际汇率决定等式中（实际汇率增速＝名义汇率增速＋通货膨胀变动率），由于价格传导不畅导致通胀因素累积释放的情况下，国内更多的声音开始寄望于名义汇率一步到位的大幅升值；认为这样就能够将价格上涨的压力消弭于无形。这种机械思路背后的一个潜在逻辑依然是，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能有效地缩小顺差，改善国际收支。在人民币兑美元突破7.2的关口之后（相关报道见本报B04版），这种声音显得更加急切。
　　但是显然地，全球化趋势下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实现了按价值链组织全球分工，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货币、贸易和更多宏观经济变量的传导机制，使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在低端价值链几乎完全失效。更明确地说，汇率弹性取决于当下各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所处的位置。
　　例如，瑞士－美国合资的罗技(LOGITECH)公司，每年在美国销售二千万个在中国苏州制造的鼠标。鼠标单价40美元，其中，罗技得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得14美元，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他经常开支在内，苏州仅得3美元。《华尔街日报》就此评论，"罗技公司的苏州货仓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缩影。"
　　价值链低端消解汇率弹性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但制成品的最终价值决定却并不在中国，品牌、技术附加值和流通领域拿走了其中的大部分。有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对美元的有效汇率上升了12％（名义汇率升值＋通胀），但对美输出的中国商品价格仅仅上升了2.1％，而且主要还是能源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海运成本上升。
　　因此，价值链低端的位置决定了中国的汇率弹性相当地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在中国部分增加值的变化很难传递至最终制成品价格，尽管这些制成品都被冠以"中国制造"的标签。外部的需求很难受到一个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货币价值的调节。相反，中国的利益很可能在这种不同价值链的利润重新分配中进一步受损。
　　从根本上讲，增强汇率弹性只能靠自主创新的产业结构的跃升。对加工贸易而言，无论内需如何扩大、人民币如何升值，只要有对国内工资等加工费和税收的支付，就必定是顺差。
　　尽管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高科技产品比例在提高，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超过6700亿美元，高科技产品出口也达到3600亿美元；但这种结构变化更主要的是相关产品加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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